經濟
19世紀(ji)下半葉，是資本主義(yi)迅速發展的階(jie)段。
這個時期，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zhan)引(yin)起了第二(er)次工業(ye)革命。第二(er)次工業(ye)革命促使資本主義(yi)迅(xun)速發展(zhan)，并(bing)開始向壟斷階段(duan)過渡(du)。
美、德、英、法等(deng)早已建立起資本(ben)(ben)主義制度(du)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而(er)原本(ben)(ben)相(xiang)對落(luo)后(hou)的俄國、日本(ben)(ben)，在發展了資本(ben)(ben)主義之后(hou)，也迅速強大起來。
在這(zhe)種(zhong)局勢(shi)下，變革舊的(de)制度和(he)舊的(de)生產力(li)，發展資本主義(yi)，已(yi)經成(cheng)為當(dang)時的(de)一種(zhong)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紀后期，歐美資(zi)本(ben)(ben)(ben)主(zhu)(zhu)義國(guo)(guo)(guo)家通(tong)過議會改(gai)革(ge)等，使更(geng)多(duo)的(de)民眾獲得(de)了(le)選舉權(quan)和參政(zheng)(zheng)(zheng)權(quan)，政(zheng)(zheng)(zheng)治(zhi)民主(zhu)(zhu)化進一(yi)步(bu)擴大。英、美等國(guo)(guo)(guo)實現了(le)文官(guan)制(zhi)度(du)改(gai)革(ge)，整頓了(le)吏治(zhi)，提高了(le)行政(zheng)(zheng)(zheng)管理效率，從而保證(zheng)了(le)資(zi)本(ben)(ben)(ben)主(zhu)(zhu)義社會的(de)正常運(yun)行。資(zi)本(ben)(ben)(ben)主(zhu)(zhu)義的(de)政(zheng)(zheng)(zheng)治(zhi)制(zhi)度(du)在長期的(de)發展(zhan)中日(ri)趨完善。而亞洲的(de)日(ri)本(ben)(ben)(ben)則(ze)通(tong)過明治(zhi)維(wei)新走上了(le)發展(zhan)資(zi)本(ben)(ben)(ben)主(zhu)(zhu)義的(de)道路，并迅速崛起。這些國(guo)(guo)(guo)家都為(wei)中國(guo)(guo)(guo)人建立(li)資(zi)本(ben)(ben)(ben)主(zhu)(zhu)義制(zhi)度(du)提供了(le)示范。
政治形勢
民族危機(ji)的加深(shen)。
19世紀末(mo)，世界主要(yao)資本主義國家(jia)：英、美、法、德、俄、奧、意、日等相(xiang)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yin)此加緊對落后國家(jia)和地(di)區進行侵略，西方(fang)列(lie)強趁機掀(xian)起侵略中國的狂潮，偌(ruo)大(da)的中國被分(fen)割成了一塊(kuai)塊(kuai)列(lie)強的“勢(shi)力范圍”，整個(ge)國家(jia)已呈豆剖瓜(gua)分(fen)之(zhi)勢(shi)。
中國邊(bian)疆地(di)區(qu)出現了新危機。
《馬(ma)關條約(yue)》的(de)簽訂，中(zhong)國(guo)再(zai)次遭(zao)受割地(di)、賠款，以(yi)及大量主權進—步(bu)喪失的(de)厄運。甲午戰爭的(de)慘敗，更加速(su)了中(zhong)國(guo)社會半(ban)殖民地(di)化(hua)的(de)進程(cheng)。
亡國(guo)(guo)滅種的(de)危(wei)急形勢(shi)，迫使一些先進的(de)中國(guo)(guo)人開(kai)始尋找新的(de)救國(guo)(guo)救民道路。
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
這一(yi)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de)原因有(you)三點：
一(yi)(yi)是(shi)帝國(guo)主(zhu)(zhu)義的(de)(de)(de)入侵所(suo)帶來的(de)(de)(de)刺激(ji)。《馬(ma)關條約》中，允許列(lie)強在通商口岸(an)開設工廠(chang)，列(lie)強紛(fen)紛(fen)加緊資(zi)(zi)本輸出，中國(guo)自給自足的(de)(de)(de)自然經(jing)濟遭到(dao)進(jin)一(yi)(yi)步(bu)破(po)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guo)城(cheng)鄉的(de)(de)(de)商品(pin)經(jing)濟有所(suo)發(fa)展(zhan)，為(wei)中國(guo)民族工業(ye)的(de)(de)(de)發(fa)展(zhan)創造了(le)一(yi)(yi)些條件；二是(shi)在洋務運動(dong)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de)(de)(de)口號，興辦了(le)一(yi)(yi)批(pi)近代工業(ye)企業(ye)，對中國(guo)民族資(zi)(zi)本主(zhu)(zhu)義的(de)(de)(de)發(fa)展(zhan)起(qi)到(dao)了(le)引導和刺激(ji)作用(yong)；三(san)是(shi)因為(wei)一(yi)(yi)些覺醒的(de)(de)(de)國(guo)人把(ba)發(fa)展(zhan)民族資(zi)(zi)本主(zhu)(zhu)義、抵制(zhi)洋商洋廠(chang)看作是(shi)挽救(jiu)民族危亡的(de)(de)(de)手段(duan)之一(yi)(yi)，他們發(fa)出了(le)“實業(ye)救(jiu)國(guo)”的(de)(de)(de)呼聲，利用(yong)有利時機大力發(fa)展(zhan)民族工業(ye)。19世紀(ji)末，中國(guo)民族資(zi)(zi)本主(zhu)(zhu)義得(de)到(dao)了(le)初步(bu)發(fa)展(zhan)，為(wei)資(zi)(zi)產階級開展(zhan)維新變法運動(dong)提供了(le)經(jing)濟基礎(chu)。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
隨著民(min)族資(zi)本主義(yi)的(de)初步發展，中國民(min)族資(zi)產階(jie)級的(de)經濟(ji)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shi)謀求與其經濟(ji)地位(wei)相符的(de)政治權利。民(min)族資(zi)產階(jie)級作為新(xin)的(de)政治力量開始(shi)登(deng)上政治舞(wu)臺，為戊戌變法奠定(ding)了階(jie)級基礎。
思想基礎
一、近代以來(lai)新思想(xiang)的發展。
鴉片戰爭后，中(zhong)(zhong)國(guo)的(de)(de)民族危(wei)(wei)機日益嚴(yan)重，封建(jian)統治(zhi)的(de)(de)危(wei)(wei)機也一步(bu)(bu)步(bu)(bu)加深，先進的(de)(de)中(zhong)(zhong)國(guo)人開(kai)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dao)路來(lai)挽(wan)救(jiu)中(zhong)(zhong)國(guo)的(de)(de)問題。
林則(ze)徐、魏源等主張“向西(xi)(xi)方學習(xi)”，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zhi)夷”的呼聲(sheng)，成為(wei)學習(xi)西(xi)(xi)方的先聲(sheng)。但是他們的思想由(you)于受到種種限制(zhi)，并沒有付(fu)諸(zhu)實踐。洋(yang)務派(pai)將“向西(xi)(xi)方學習(xi)”的思想付(fu)諸(zhu)行(xing)動。
19世紀60年(nian)代到(dao)90年(nian)代的洋(yang)務(wu)運動，在(zai)“中(zhong)學(xue)為體(ti)，西學(xue)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zhu)要學(xue)習西方先(xian)進的科(ke)學(xue)技術，希望以(yi)此達到(dao)“自強”、“求富”的目的。洋(yang)務(wu)運動開啟了中(zhong)國近代化的進程(cheng)。但是(shi)，甲午(wu)戰爭的慘敗卻(que)表明，洋(yang)務(wu)運動并不能(neng)救(jiu)中(zhong)國。
二、早期的(de)資產(chan)階(jie)級維新思想萌芽。
早期資產階級(ji)維新派(pai)中的很多(duo)人親身參加了洋(yang)務(wu)(wu)運動的實踐。經歷了甲午(wu)戰爭的失敗(bai)后，他們認(ren)為洋(yang)務(wu)(wu)運動僅將(jiang)“制器”作為學習(xi)的重(zhong)點(dian)是不夠的，中國(guo)真正要學習(xi)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zhi)制度。
早期維新(xin)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ti)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an)，沒有形成完整的(de)理(li)論(lun)體(ti)系。他們只進行一些理(li)論(lun)上的(de)宣傳(chuan)，很少從事實際(ji)的(de)政治活動，有很大的(de)局(ju)限性。
盡管如此(ci)，他們掀(xian)起(qi)的維(wei)新(xin)思(si)潮，仍然(ran)產生了(le)廣泛(fan)影響，并對(dui)康、梁維(wei)新(xin)思(si)想的產生起(qi)到(dao)了(le)思(si)想先導的作用。
三、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康有(you)為打著“托古改(gai)制”的旗(qi)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shuo)與中國傳(chuan)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chuan)變(bian)法(fa)。康有(you)為的思想在當時極(ji)具震撼力，為維新變(bian)法(fa)奠定了理論基礎(chu)。但是(shi)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you)濃(nong)厚的封(feng)建色(se)彩，體現(xian)了他對(dui)封(feng)建頑固勢力的妥協。
梁啟超則將維(wei)(wei)新思想(xiang)的影響進(jin)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wei)(wei)新思想(xiang)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ming)官僚中產生了(le)較大反(fan)響，大大增強了(le)維(wei)(wei)新變(bian)法的聲勢。
另一個維新派重(zhong)要(yao)人(ren)物嚴復(fu)通過發表文章和翻譯西方著作(zuo)，無(wu)情抨擊了(le)封建頑固思想(xiang)，提(ti)出了(le)“鼓(gu)民力”、“開民智(zhi)”、“新民德”的(de)(de)維新主張(zhang)。嚴復(fu)雖然沒有(you)參加維新運動的(de)(de)實踐，但是(shi)他對西學的(de)(de)介紹和宣傳卻對近代早期知識分(fen)子起到了(le)思想(xiang)啟(qi)蒙的(de)(de)作(zuo)用，也為醞釀(niang)中的(de)(de)戊戌變法提(ti)供(gong)了(le)強有(you)力的(de)(de)思想(xiang)武器。
正當維(wei)新(xin)變法(fa)運動在全國開(kai)展之時(shi)，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dai)(dai)表(biao)的(de)維(wei)新(xin)派與以李鴻章為代(dai)(dai)表(biao)的(de)頑固(gu)派（包括洋務派），圍繞著(zhu)三(san)個(ge)“要(yao)(yao)(yao)(yao)不要(yao)(yao)(yao)(yao)”，即(ji)要(yao)(yao)(yao)(yao)不要(yao)(yao)(yao)(yao)實行維(wei)新(xin)變法(fa)、要(yao)(yao)(yao)(yao)不要(yao)(yao)(yao)(yao)改(gai)(gai)封(feng)建(jian)君主(zhu)專制(zhi)制(zhi)度(du)(du)(du)為君主(zhu)立憲制(zhi)度(du)(du)(du)、要(yao)(yao)(yao)(yao)不要(yao)(yao)(yao)(yao)改(gai)(gai)革封(feng)建(jian)的(de)教育制(zhi)度(du)(du)(du)，開(kai)始(shi)了一(yi)場(chang)大論戰。這是一(yi)場(chang)維(wei)新(xin)與守舊、變法(fa)與反變法(fa)的(de)爭論，是中國的(de)資本主(zhu)義思(si)想(xiang)(xiang)同封(feng)建(jian)主(zhu)義思(si)想(xiang)(xiang)的(de)第一(yi)次正面交(jiao)鋒。
維新(xin)派利用這次(ci)機會使自己的(de)思想廣泛傳播開(kai)(kai)來，中國(guo)的(de)知識分子進一步(bu)開(kai)(kai)闊了(le)眼界，解(jie)放了(le)思想，更多的(de)人倒向(xiang)了(le)維新(xin)陣(zhen)營。
主詞(ci)條：馬關條約、公車(che)上書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guan)條(tiao)約》的消息傳到北(bei)京，在康有(you)為、梁啟超等的組織發動(dong)下，在北(bei)京應試的1300多名(ming)(ming)舉(ju)人聯名(ming)(ming)上書光(guang)緒帝(di)，痛陳民族危亡的嚴(yan)峻形勢，提(ti)出拒(ju)和、遷(qian)都、練(lian)兵(bing)、變法的主(zhu)張，史稱“公車上書”。但(dan)上書因(yin)頑固派的阻(zu)撓，而沒(mei)有(you)送到光(guang)緒帝(di)的手(shou)中(zhong)。
公(gong)車上書失敗后，維(wei)新派積極進行宣(xuan)傳和組織活(huo)動，著(zhu)書立(li)說，介紹外國變(bian)法(fa)(fa)經(jing)驗教訓，在(zai)各地創辦了許多報刊、學(xue)會、學(xue)堂，為變(bian)法(fa)(fa)制造輿論(lun)，培養人(ren)才。維(wei)新變(bian)法(fa)(fa)運動逐漸在(zai)全(quan)國興起。
1895年8月17日(ri)，康有為、梁(liang)啟超等人(ren)在(zai)北京(jing)創辦(ban)《萬國公(gong)報》（后改名《中外紀(ji)聞》）鼓吹(chui)變法，并組織強學會(hui)。
1896年8月，為了(le)宣傳變法而(er)制造輿論中心，《時務報》在上海創刊。
1897年(nian)冬，嚴復在天津主編《國(guo)聞報(bao)》，成為與《時務報(bao)》齊名的在北方宣傳(chuan)維新(xin)變(bian)法的重(zhong)要陣地。
光緒二(er)十三年（1897年），唐才(cai)常與譚嗣(si)同在瀏陽(yang)興(xing)辦算學(xue)(xue)館，提倡新(xin)學(xue)(xue)，在長沙辦時務(wu)學(xue)(xue)堂，編輯(ji)《湘學(xue)(xue)報(bao)》。次(ci)年又創辦《湘報(bao)》，宣傳變法維新(xin)。
在康有(you)為、梁(liang)啟超(chao)等維新(xin)志(zhi)士的(de)宣傳、組織(zhi)和影(ying)響下，全(quan)國議論(lun)時政的(de)風氣(qi)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bian)法自(zi)強(qiang)為宗旨的(de)學(xue)會(hui)33個，新(xin)式學(xue)堂(tang)17所(suo)，出版報(bao)刊19種。到1898年，學(xue)會(hui)、學(xue)堂(tang)和報(bao)館達300多個。1898年，與譚嗣同創(chuang)辦南學(xue)會(hui)、群萌學(xue)會(hui)。
1897年冬，德國出兵(bing)強占膠州灣(wan)（見(jian)膠州灣(wan)事件）。
在嚴(yan)重民族危機(ji)的激發下，維新變(bian)法(fa)運動(dong)迅速高漲。
康有為(wei)上書光(guang)緒帝，指出(chu)形勢迫在眉睫，如(ru)果(guo)再不(bu)變(bian)法(fa)，不(bu)但國亡民危(wei)，就是皇帝想做(zuo)老(lao)百姓都要做(zuo)不(bu)成了。后(hou)來，光(guang)緒帝接見康有為(wei)，表示不(bu)做(zuo)“亡國之君”，讓康有為(wei)全面籌劃變(bian)法(fa)。
1898年1月29日(ri)，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bei)京發起成立保國會。
1898年4月，康有為同(tong)梁啟超在(zai)北京(jing)發起成立保國會。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ban)布了(le)“明定國是”詔書，變法正式開始。
變(bian)法期間，光緒帝先后發布上百道變(bian)法詔令(ling)，除舊布新。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緒(xu)連下三諭(yu)，控制了人事(shi)任免和京津(jin)地(di)區的(de)軍政大權，準備發動政變。
變法開(kai)始(shi)后，清(qing)政(zheng)府(fu)中的(de)守(shou)舊派不能(neng)容忍變法運動的(de)開(kai)展。有人上書慈禧太后，要求殺了康(kang)有為、梁啟超；奕劻、李蓮英跪請太后“垂簾聽政(zheng)”；御史楊崇伊多(duo)次到天津與榮(rong)祿(lu)密(mi)謀(mou)；甚至宮(gong)廷內外傳言將廢除(chu)光緒(xu)，另立(li)皇帝。
1898年7月(yue)30日(ri)，光(guang)緒帝頒(ban)密詔給(gei)楊銳，囑維新(xin)派妥籌良(liang)策，推進變法。密詔中(zhong)說：
“朕位(wei)且(qie)不能保，何(he)況(kuang)其(qi)它？”
光緒(xu)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zi)己(ji)處在危險地(di)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wei)新派籌商對策。
1898年9月1日(ri)，禮部主事王(wang)照疏請光緒帝游歷(li)日(ri)本等國(guo)，以考(kao)察(cha)各國(guo)情況。懷(huai)塔布(bu)、許應骙(kui)不肯代送。王(wang)照彈劾他并(bing)到堂(tang)親遞，懷(huai)塔布(bu)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骙(kui)則上奏彈劾王(wang)照“咆哮署堂(tang)，借(jie)端(duan)挾制”。
1898年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bu)(bu)、許(xu)應骙(kui)、堃岫、徐會灃(feng)、溥(pu)颋、曾廣漢(han)等阻礙變法(fa)的禮部六堂官革(ge)職。王(wang)照賞(shang)給三品頂戴，以四(si)品京堂候補，用昭(zhao)激勵。懷塔布(bu)(bu)老婆與慈(ci)禧太后(hou)有親戚關(guan)系，遂向太后(hou)哭(ku)訴。
1898年9月5日，光(guang)(guang)緒召(zhao)見譚嗣同，并命譚與(yu)劉光(guang)(guang)第、楊銳、林(lin)旭以四品卿銜(xian)在軍(jun)機章京上行走(zou)。
1898年(nian)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shi)袁世(shi)凱(kai)來京陛(bi)見。
湖(hu)南舉人曾廉上書請(qing)殺康有為。
1898年9月13日(ri)，光緒帝擬(ni)開(kai)懋(mao)勤殿(dian)，設顧問官，慈禧(xi)太后不允。
光(guang)緒(xu)帝手諭楊銳以(yi)變法之難，命(ming)康有(you)為等詳細籌(chou)議。
1898年9月14日，直隸按察(cha)使袁(yuan)世凱抵(di)(di)北(bei)京(jing)。前任日本首(shou)相伊(yi)藤博文經天津抵(di)(di)京(jing)。
1898年9月(yue)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統率新建(jian)陸(lu)軍(jun)的直隸(li)按察使(shi)袁世凱，面談后升任(ren)他為(wei)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li)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zhan)，催袁急回天津(jin)。
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jin)太后事。
1898年9月17日，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ming)與直隸總督榮祿各(ge)辦各(ge)事(shi)。
光(guang)緒帝命(ming)康有為即(ji)離京赴上(shang)海(hai)督辦官報局，傳通(tong)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詔(zhao)。
1898年9月18日，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xi)，稱大(da)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luan)(luan)朝政，引用東(dong)人，深恐貽禍宗社，吁(yu)懇(ken)皇太后即日訓(xun)政以(yi)遏亂(luan)(luan)萌。
據袁(yuan)世凱的日記，之后譚(tan)嗣同于(yu)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yuan)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除(chu)光(guang)緒；并(bing)說皇上希望(wang)袁(yuan)世凱可(ke)以起兵勤(qin)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
兩(liang)日后（9月20日），袁(yuan)(yuan)世(shi)(shi)凱(kai)回到天津，次日晚袁(yuan)(yuan)世(shi)(shi)凱(kai)聽到楊崇伊(yi)從北(bei)京帶來的(de)政變消息，以為(wei)密謀已經(jing)泄露(lu)，為(wei)避免自(zi)己被牽扯上叛逆(ni)罪，將譚嗣同(tong)的(de)計劃向榮祿報告。
也有(you)一種說法(fa)是，袁(yuan)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ji)大(da)臣禮(li)親王世鐸(duo)。
1898年9月19日，傍(bang)晚，慈禧(xi)突然離開頤和(he)園，返回大(da)內。光緒帝自是日起(qi)遷居瀛臺。康有為訪英國傳教士李(li)提摩太，請(qing)(qing)英國公使相助，不成(cheng)；又訪伊(yi)藤博文，請(qing)(qing)游(you)說慈禧(xi)太后。當(dang)晚黃紹箕勸康有為迅速(su)離京。深夜(ye)，梁啟超、康廣仁等(deng)懇求康盡快(kuai)出走。慈禧(xi)回宮。
1898年9月20日，凌晨(chen)康(kang)有為攜仆(pu)人李唐(tang)離京(jing)。光(guang)(guang)緒(xu)皇帝(di)第三次召見(jian)袁世(shi)凱，之后袁回(hui)天津。光(guang)(guang)緒(xu)皇帝(di)接見(jian)日本(ben)前首相(xiang)伊(yi)藤博文，親密交談。慈禧(xi)太(tai)后垂簾旁聽(ting)，極為不滿，當天深夜又接到榮(rong)祿密報，說光(guang)(guang)緒(xu)帝(di)欲軟禁太(tai)后。康(kang)有為離開(kai)北京(jing)。
主詞(ci)條：戊戌(xu)政變
1898年(nian)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hou)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zi)禁城，直入光緒皇(huang)帝寢宮，將(jiang)光緒皇(huang)帝囚禁于(yu)中南海瀛臺；然后(hou)發布訓政詔(zhao)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變法”失(shi)敗(bai)。
主詞條：戊戌六君子(zi)、徐致靖、張蔭(yin)桓
戊戌政(zheng)變后，慈禧太后下令(ling)捕(bu)殺在逃的康(kang)有(you)為、梁啟超；逮捕(bu)譚嗣(si)同、楊(yang)(yang)深秀、林旭、楊(yang)(yang)銳、劉光第、康(kang)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
1898年9月24日，剛毅奉太(tai)后諭令(ling)開始(shi)搜捕四軍機章(zhang)京等變法份子。
楊銳(rui)、林(lin)旭當日(ri)被捕。劉光(guang)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后(hou)為(wei)何(he)罷黜光(guang)緒帝，在聞(wen)喜(xi)會館住處被捕。
1898年9月25日，譚(tan)嗣(si)同(tong)在瀏陽(yang)會(hui)館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zai)北京菜(cai)市口將譚嗣同、楊(yang)銳、劉光第、林旭、楊(yang)深秀、康(kang)廣仁(ren)六人殺害(hai)；徐致靖(jing)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qian)戍新疆。
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jing)師(shi)大學堂（今北京(jing)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
創辦京師大學(xue)堂(tang)(tang)；所有書(shu)(shu)院、祠廟、義學(xue)、社學(xue)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xue)的學(xue)堂(tang)(tang)；各省(sheng)會(hui)設(she)高(gao)等學(xue)堂(tang)(tang)，郡城設(she)中等學(xue)堂(tang)(tang)，州縣設(she)小學(xue)；鼓勵私人開辦學(xue)堂(tang)(tang)；設(she)立翻譯(yi)、醫學(xue)、農務、商(shang)學(xue)、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xue)堂(tang)(tang)；派皇(huang)族宗室出國游歷(li)，挑選學(xue)生到日本游學(xue)廢八股、鄉會(hui)試(shi)及生童歲(sui)、科(ke)考(kao)試(shi)，改考(kao)歷(li)史、政治、時務及四書(shu)(shu)五經(jing)，以及定(ding)期舉行經(jing)濟(ji)特(te)科(ke)；設(she)譯(yi)書(shu)(shu)局，頒發著書(shu)(shu)及發明給(gei)獎章程，保(bao)薦格致(zhi)人才。
主要措施為：
廢八(ba)股(gu)，興西學；創辦(ban)京師大學堂；設譯(yi)書(shu)局(ju)，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zuo)和發明。
康有(you)為強調中國(guo)(guo)必(bi)須以工(gong)商(shang)立國(guo)(guo)，才能富國(guo)(guo)養民；另因為官辦(ban)企業(ye)(ye)多(duo)弊病，故(gu)也著重鼓(gu)勵(li)民辦(ban)企業(ye)(ye)；設(she)鐵(tie)路礦務總局(ju)、農(nong)工(gong)商(shang)總局(ju)，并(bing)在(zai)各省(sheng)設(she)分局(ju)；廣(guang)泛開(kai)設(she)農(nong)會，刊印(yin)農(nong)報，購買(mai)農(nong)具(ju)，訂(ding)立獎(jiang)勵(li)學(xue)藝、農(nong)業(ye)(ye)程序，編譯外國(guo)(guo)農(nong)學(xue)書(shu)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實(shi)開(kai)墾；頒發制(zhi)器及振(zhen)興工(gong)藝給(gei)獎(jiang)章程；在(zai)各地(di)設(she)立工(gong)廠；在(zai)各省(sheng)設(she)商(shang)務局(ju)、商(shang)會，保護商(shang)務，推廣(guang)口岸商(shang)埠(bu)、開(kai)放(fang)八旗經商(shang)的禁令，名(ming)其學(xue)習士農(nong)工(gong)商(shang)自謀生(sheng)計(ji)；倡辦(ban)實(shi)業(ye)(ye)，促進(jin)生(sheng)產；鼓(gu)勵(li)私人開(kai)辦(ban)工(gong)礦企業(ye)(ye)。
改用西洋軍(jun)事訓練；遣散(san)老(lao)弱(ruo)殘兵，削減軍(jun)餉須支(zhi)，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頒發(fa)興造槍(qiang)炮特賞章程；籌設武(wu)備(bei)大學堂；武(wu)科停試(shi)弓箭騎劍，改試(shi)槍(qiang)炮。
將城鄉許多祠堂、廟宇(yu)改為(wei)學堂，破除(chu)迷信。
（一）開放言路。光緒皇帝下詔，允許報紙“指陳利(li)弊(bi)”，“中外(wai)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yi)存忌諱”。又下詔，凡院、部司員欲(yu)條陳意(yi)見(jian)，可以(yi)上書，通(tong)過本衙門的“堂(tang)官”（首長）代傳。普通(tong)百(bai)姓(xing)可以(yi)到都察院呈遞。
（二）精(jing)減機構。撤銷詹事(shi)府(fu)（主管皇(huang)后、太子(zi)家事(shi)）、通政司（主管內外章(zhang)奏）等六個衙門，各省也(ye)要做相應精(jing)減。
（三）任(ren)用新人。維新派楊銳(rui)、劉光(guang)第、譚嗣同都被光(guang)緒任(ren)命為“軍機衙門章京上行走”（秘書），參(can)與新政。
（四(si)）仿效康熙、乾隆時的舊制，在(zai)紫禁城內開“懋(mao)勤殿”，使之(zhi)實(shi)際上(shang)成為皇帝與維新派討(tao)論制度(du)改(gai)革的機構（未能(neng)實(shi)行(xing)）。
康有為還有些(xie)未發表的新政(zheng)，如：
尊孔圣為國教、立教部及教會(hui)、以孔子(zi)紀年(nian)(nian)、制(zhi)訂憲法、開國會(hui)、君民合治(zhi)、滿漢平等、皇帝(di)親自(zi)統帥陸(lu)海軍、改年(nian)(nian)號為維(wei)新(xin)、斷發易服及遷都上海等。
根據康有為表(biao)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xin)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
戊戌變法(fa)失(shi)敗(bai)的(de)根本原因是(shi)：
資產階(jie)級維新派力(li)(li)量過于弱小，即(ji)資產階(jie)級的軟(ruan)弱性(xing)；慈禧所代(dai)表的頑固派掌(zhang)握實權，實力(li)(li)強大。
其一，守舊派勢(shi)力強大，當時國家的最(zui)高領導權(quan)不在光緒皇帝手中(zhong)，而(er)為以(yi)西太后為首的王公(gong)、大臣所掌握。維(wei)新派只有少數幾(ji)個人，沒有實權(quan)。西太后最(zui)初曾指示“今(jin)宜(yi)專(zhuan)講西學(xue)”，
但是，當她感到變法觸及(ji)到她自己(ji)的權力和清(qing)廷王(wang)公貴族的利益時，就動手遏制(zhi)、鎮壓。
其二，維(wei)新(xin)(xin)(xin)派缺乏正確的(de)(de)(de)(de)理(li)論指導。康有為(wei)的(de)(de)(de)(de)《新(xin)(xin)(xin)學偽經(jing)考(kao)》指責(ze)西漢的(de)(de)(de)(de)古文經(jing)書全系劉歆偽造，《孔子改制考(kao)》將孔子打(da)扮為(wei)“改制立法”的(de)(de)(de)(de)祖師爺(ye)。兩書都沒有充分的(de)(de)(de)(de)、有說服力的(de)(de)(de)(de)證據，不(bu)用說守舊派反(fan)對，當時(shi)的(de)(de)(de)(de)一些開明人(ren)士(shi)也(ye)(ye)不(bu)贊(zan)成(cheng)。此外，維(wei)新(xin)(xin)(xin)派某(mou)些激進(jin)的(de)(de)(de)(de)宣傳(chuan)，也(ye)(ye)增(zeng)加了(le)社會(hui)阻力。
其三，維(wei)新派缺乏堅強的(de)組織領導(dao)，脫離廣大人民群眾，只寄希望于沒有(you)實(shi)權的(de)皇帝和(he)極少數的(de)官僚，甚至(zhi)對帝國主義抱有(you)不(bu)切實(shi)際的(de)幻想(xiang)。
其四，維新派及光緒(xu)皇(huang)帝(di)在實施(shi)變(bian)法上(shang)的某(mou)些冒(mao)進措施(shi)。變(bian)法一(yi)開始，光緒(xu)皇(huang)帝(di)就因(yin)不滿自己的老(lao)師、軍(jun)機重臣(chen)翁同龢(he)的持重、頂撞(zhuang)，將其開缺回籍。大量(liang)裁減冗官，僅京師一(yi)地，涉及閑散衙門(men)十多處(chu)，失(shi)去職務者(zhe)近(jin)萬人，但是又沒(mei)有安(an)排出(chu)路。因(yin)王(wang)照上(shang)書被(bei)阻而一(yi)下子罷免六個部(bu)長級大員，也操之過(guo)急，并且失(shi)之過(guo)重。
其(qi)五，變法手段(duan)單一：采取單純(chun)的自上(shang)而(er)下的“和平(ping)”、“合(he)法”方式(shi)。
戊戌變法作為(wei)近代(dai)中國的一(yi)次(ci)資產階(jie)級(ji)性質的改良運動(dong)，具有進步意義(yi)。雖然被慈禧太后(hou)(hou)扼(e)殺了，但(dan)也為(wei)13年之后(hou)(hou)爆發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si)想基礎。
一、推(tui)動了清(qing)政(zheng)府(fu)的自我改(gai)革(ge)。
1900年(nian)(nian)八國聯軍(jun)入(ru)侵，慈(ci)(ci)禧太(tai)后(hou)帶著光(guang)緒逃到西安，這(zhe)給慈(ci)(ci)禧以慘痛教訓。簽訂《辛(xin)丑(chou)條約》后(hou)，慈(ci)(ci)禧太(tai)后(hou)下令實行新(xin)政，其(qi)內(nei)容有：編練新(xin)軍(jun)；廢科舉，建學堂；獎勵民(min)辦工(gong)廠；改(gai)革法制；派(pai)五大臣出(chu)洋考察，預備立憲；成立咨政院、咨議局(ju)等。其(qi)中有些改(gai)策已經超出(chu)了當年(nian)(nian)維新(xin)變(bian)法的(de)內(nei)容。
二、激起了(le)民(min)眾對滿(man)清政(zheng)府的憤恨，推動知識分子由(you)維新向革命轉化(hua)。
戊(wu)戌(xu)維新(xin)失敗后，支持孫中山革(ge)命(ming)的人增多了，不少對清政府抱有幻想(xiang)的知識分(fen)子轉變(bian)為革(ge)命(ming)黨人（此條更準(zhun)確的說應為戊(wu)戌(xu)政變(bian)的影響，而(er)不是戊(wu)戌(xu)變(bian)法(fa)本身的影響。）。
一、推(tui)動了中(zhong)國的思想(xiang)解放運(yun)動。
（1）變法理論更加深入人心。
人們普遍認為，不變沒有出(chu)路，變是古今通(tong)理(li)，中國還應該大變、全變。
（2）民主思想(xiang)進一步傳播。
維新(xin)派只敢講(jiang)“民權”，承認人民有參與管理政治的(de)權利(li)，但是(shi)不敢講(jiang)“民主”，不肯承認人民是(shi)國家和社會的(de)主人。戊戌維新(xin)之后，民主思潮(chao)就充分發展起來了。
（3）激起了新一(yi)輪向(xiang)西方尋求(qiu)救國真理的熱潮。
戊戌維新失(shi)敗后，更多的(de)年輕人出國(guo)留學，更多的(de)西方學說被譯介到中國(guo)，中國(guo)的(de)思想界更為活躍。
二、成為五(wu)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奏。
戊戌(xu)變法后，新(xin)(xin)(xin)(xin)式文(wen)(wen)化(hua)事業勃興，國內出現(xian)辦學熱，創(chuang)辦新(xin)(xin)(xin)(xin)式報(bao)刊熱，出版新(xin)(xin)(xin)(xin)書熱。戊戌(xu)時期，維新(xin)(xin)(xin)(xin)派(pai)為了對人民進(jin)行“啟蒙”，曾提倡(chang)白(bai)話(hua)(hua)文(wen)(wen)和“小(xiao)說界革(ge)(ge)命(ming)”。維新(xin)(xin)(xin)(xin)運動失敗后，白(bai)話(hua)(hua)報(bao)刊更多出現(xian)，白(bai)話(hua)(hua)文(wen)(wen)得到更多提倡(chang)。除“小(xiao)說界革(ge)(ge)命(ming)”外，維新(xin)(xin)(xin)(xin)派(pai)繼續(xu)倡(chang)導“詩界革(ge)(ge)命(ming)”、“曲界革(ge)(ge)命(ming)”、“思(si)想革(ge)(ge)命(ming)”、“道德革(ge)(ge)命(ming)”、“宗教革(ge)(ge)命(ming)”以至“史學革(ge)(ge)命(ming)”。
中國(guo)歷史(shi)學家(jia)翦伯贊《中國(guo)史(shi)綱(gang)要》：
維新(xin)運動具有救亡和抵制(zhi)人民革(ge)命的雙重性(xing)質，但變法(fa)主(zhu)張的公開(kai)提出，起了主(zhu)要是積極(ji)的政治(zhi)影響。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yu)公共(gong)事務學院(yuan)政治學教授(shou)、博士生導師蕭功秦：
戊戌人士(shi)激進(jin)變法(fa)的(de)失敗，最直接的(de)后果，是加劇(ju)了社會內部的(de)政治兩極化過程。
一方面，這(zhe)這(zhe)場變法(fa)(fa)引起了以滿(man)清(qing)權貴保守(shou)派(pai)的(de)政治反動(dong)。他(ta)們(men)以情緒化的(de)方式(shi)，更(geng)為(wei)頑固地堅持“祖法(fa)(fa)不可(ke)變”的(de)立場。一批更(geng)為(wei)昏庸、眼界更(geng)狹隘的(de)“原教旨”保守(shou)派(pai)進入了權力中樞，并進而強化了朝野本來就存在(zai)的(de)非(fei)理(li)性的(de)排(pai)外主義勢力。他(ta)們(men)注(zhu)定成(cheng)為(wei)清(qing)王朝殘存的(de)權威(wei)合法(fa)(fa)性資源的(de)巨大消耗(hao)者。
另一方面，戊戌變法的(de)失(shi)敗，使(shi)相當一批(pi)現代化知識(shi)精(jing)英，由(you)于對體(ti)制內的(de)變革(ge)失(shi)望，而開始走(zou)向體(ti)制外的(de)革(ge)命(ming)。“革(ge)命(ming)排(pai)滿”從此成(cheng)為(wei)日益(yi)強大的(de)政治思潮。清(qing)王朝(chao)充當中(zhong)國變革(ge)的(de)主導者的(de)可能性(xing)，將受到(dao)越來(lai)越嚴重的(de)挑戰。
這種兩極(ji)化過程(cheng)使中國未來(lai)的(de)命運，將由此充滿了更多(duo)的(de)變數(shu)。
南(nan)開大學歷史(shi)學院教授、博士生導(dao)師李喜所：
戊戌變(bian)法(fa)失敗的(de)(de)(de)基本緣由不在(zai)康梁(liang)維新派的(de)(de)(de)變(bian)法(fa)內容和(he)詳細戰略上(shang)，而在(zai)于當時沒有呈(cheng)現(xian)一個使變(bian)法(fa)勝(sheng)利的(de)(de)(de)整體的(de)(de)(de)社會環境，以及與此相聯(lian)絡的(de)(de)(de)強大的(de)(de)(de)促進變(bian)革的(de)(de)(de)政治和(he)經濟力氣(qi)。
英國政治家(jia)羅(luo)伯特·赫德：
皇(huang)帝的(de)方向是正(zheng)確的(de)，但是他(ta)的(de)顧問(wen)康有為和其他(ta)人等都缺乏(fa)工(gong)作經驗，他(ta)們簡直(zhi)是以好心腸扼殺(sha)了“進步”。
香港大學博士區仲桃認為(wei)，早在康有為(wei)跟光緒策劃百日維新(xin)前(qian)，慈(ci)禧與光緒已(yi)逐(zhu)步(bu)推行(xing)改革(ge)，康有為(wei)的(de)出(chu)現某程度(du)上(shang)“破壞”了原本改革(ge)的(de)進程。康有為(wei)提出(chu)改革(ge)的(de)背后有個人的(de)考慮，而且手法激進。其(qi)中譚嗣(si)同更認為(wei)，所有變革(ge)要流(liu)血才(cai)會成功(gong)。
康有為跟(gen)日本(ben)關系(xi)密(mi)切，力邀日本(ben)前首相伊藤博文（策劃中日甲午戰爭的主要(yao)人物）當光(guang)緒顧問。
更甚的是(shi)，康(kang)有為(wei)等(deng)策(ce)動暗殺(sha)慈禧(xi)，事情敗露，康(kang)有為(wei)、梁啟超流亡(wang)海外(wai)，譚嗣同拒絕逃亡(wang)，要用自(zi)己(ji)的血肉來明志。慈禧(xi)對(dui)于光(guang)緒要殺(sha)害(hai)自(zi)己(ji)十分震驚(jing)，但在她有生之年對(dui)這件事情絕口不提。康(kang)有為(wei)在國外(wai)，竭力(li)把慈禧(xi)、光(guang)緒描繪成今天一般人理(li)解(jie)的模(mo)樣(yang)。
臺灣(wan)中國文化大(da)學副教授雷(lei)家圣指出：
戊戌變(bian)法期間，日(ri)本前首相(xiang)伊藤(teng)博(bo)文至中國訪(fang)問。
當時英國傳教士李(li)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qiu)清(qing)朝方面聘(pin)請(qing)伊藤為顧(gu)問，甚至付以事權。
于(yu)是，變法派(pai)官(guan)員在伊(yi)藤抵(di)華后(hou)，紛紛上書(shu)請求重用伊(yi)藤，引起保守派(pai)官(guan)員的(de)警(jing)惕。保守派(pai)官(guan)員楊(yang)崇伊(yi)甚至(zhi)密奏慈禧(xi)太后(hou)：
“風(feng)聞東洋故相伊(yi)藤(teng)博文，將(jiang)專政柄。伊(yi)藤(teng)果(guo)用(yong)，則祖宗所傳之(zhi)天下，不啻拱手讓人。”
這種(zhong)激烈(lie)的言(yan)論，促使慈(ci)禧太后(hou)在(zai)9月(yue)(yue)19日(ri)（八月(yue)(yue)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了(le)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與李(li)提摩太(tai)又向康有(you)為提議(yi)“中(zhong)美英日(ri)合邦”。于是，在康有(you)為的(de)授意(yi)下，變法派官(guan)員楊深秀于9月20日(ri)（八月初(chu)五）上書光緒(xu)皇帝：
“臣(chen)尤伏愿我(wo)皇上(shang)早定(ding)大計，固結英、美(mei)、日本三國，勿(wu)嫌‘合邦’之名之不美(mei)。”
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shang)書(shu)言(yan)道：
“渠(qu)之(zhi)來也，擬聯合中國(guo)(guo)、日本、美國(guo)(guo)及英國(guo)(guo)為(wei)合邦，共選通(tong)達時務、曉暢各國(guo)(guo)掌故者百人，專理(li)四國(guo)(guo)兵政稅則及一切外(wai)交等事。”
雷家(jia)圣認為，這(zhe)是(shi)欲將中國(guo)軍事、財稅、外(wai)交(jiao)等國(guo)家(jia)大權，交(jiao)于外(wai)人之手。
所以，慈禧(xi)太后驚覺事態嚴重，便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從而結(jie)束了(le)戊戌變法(fa)。
雷家圣(sheng)亦指出“合邦(bang)”為(wei)外國(guo)的陰謀，康有為(wei)在戊戌變法前即曾與日本人(ren)聯(lian)系(xi)，要與日本人(ren)聯(lian)合召開“兩國(guo)合邦(bang)大會議”。
戊戌變(bian)法(fa)開始后(hou)，李提摩太又向康(kang)(kang)有(you)為建議中(zhong)、美、英、日四國“合邦”，藉以對抗俄國，他(ta)指出(chu)，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qie)實際的(de)。但身為高級知識分(fen)子(zi)的(de)李提摩太卻向康(kang)(kang)有(you)為提出(chu)這種建議，動機令人(ren)懷疑。康(kang)(kang)有(you)為更向光緒建議要向李提摩太與(yu)伊藤(teng)博(bo)文“商酌(zhuo)辦(ban)法(fa)”，則控制權將完全掌(zhang)握在外人(ren)手中(zhong)。
因此，李提(ti)摩太“合邦”的計(ji)劃，可以(yi)說是(shi)一個外(wai)交(jiao)的騙局，利用(yong)康(kang)(kang)有(you)為等(deng)人(ren)對國際常(chang)識不(bu)足(zu)的弱點，誘騙康(kang)(kang)有(you)為等(deng)人(ren)與(yu)光(guang)緒(xu)將交(jiao)出軍(jun)事、財政、外(wai)交(jiao)等(deng)權力(li)給外(wai)國人(ren)，任(ren)由外(wai)國操控宰割。
戊戌(xu)政變之后，許多(duo)官吏紛紛上書彈劾康有(you)為(wei)、梁啟超(chao)等人(ren)，如兵部掌印給事(shi)中(zhong)高燮曾于八(ba)月十一日(ri)上奏言(yan)：
“從前朝鮮被倭人(ren)戕妃(fei)逼王，其明證也(ye)。”
福建道(dao)監察御史黃(huang)桂(gui)鋆(yun)上(shang)奏：
“大約康有為等，內則巧奪(duo)政(zheng)權(quan)，外則私通(tong)敵國，其主持變法(fa)之說(shuo)，皆欺人語(yu)也。”
民間學者(zhe)王(wang)先謙也批評(ping)康有(you)為：
“借兵(bing)外臣(chen)，倚重鄰敵(di)，以危宗社，又兼崔胤(yin)、張邦昌(chang)而(er)有之，誠亂臣(chen)賊(zei)子(zi)之尤(you)也。”
當(dang)時的官僚與士(shi)大夫，已經將康有為等人的陰謀與朝鮮的乙未事變作比較，并發(fa)現(xian)了其中的相似之(zhi)處：
日(ri)本派軍(jun)包(bao)圍(wei)朝鮮皇宮(gong)，并由殺(sha)手進入(ru)皇宮(gong)殺(sha)害閔(min)妃，與譚嗣同游說(shuo)袁世凱“殺(sha)榮祿，兵圍(wei)頤和園(yuan)”，然后由“好漢、好將”進入(ru)頤和園(yuan)“去此老朽（慈禧）”的過程如出一轍；
1896年(nian)(nian)，朝鮮(xian)國(guo)(guo)王逃到(dao)(dao)俄國(guo)(guo)公使(shi)館尋求保(bao)護(hu)，以圖擺脫日(ri)本的(de)壓迫(po)，然(ran)而(er)到(dao)(dao)了1904年(nian)(nian)，隨(sui)著日(ri)俄戰爭(zheng)(zheng)的(de)爆(bao)發，日(ri)軍再(zai)度(du)大舉進(jin)入(ru)韓(han)(han)國(guo)(guo)，逼迫(po)韓(han)(han)國(guo)(guo)簽訂韓(han)(han)日(ri)議定書；同(tong)年(nian)(nian)再(zai)逼迫(po)韓(han)(han)國(guo)(guo)簽訂第(di)一次(ci)韓(han)(han)日(ri)協約，韓(han)(han)國(guo)(guo)之財政(zheng)、外交皆(jie)須聽從日(ri)本顧問的(de)意見以施行之。次(ci)年(nian)(nian)，日(ri)本在(zai)日(ri)俄戰爭(zheng)(zheng)中戰勝俄國(guo)(guo)之后，以樞密院院長伊(yi)藤博(bo)文(wen)為特派(pai)大使(shi)，逼迫(po)韓(han)(han)國(guo)(guo)簽訂第(di)二次(ci)韓(han)(han)日(ri)協約（乙巳(si)條約），日(ri)本得(de)在(zai)韓(han)(han)國(guo)(guo)設置統監(jian)，統理指揮今后韓(han)(han)國(guo)(guo)對外國(guo)(guo)的(de)關系以及(ji)事務。而(er)首(shou)任(ren)統監(jian)，即是(shi)伊(yi)藤博(bo)文(wen)。
日(ri)本利用顧問、統監掌控韓國的政治(zhi)外交，這與戊戌變法(fa)時(shi)期重(zhong)用伊藤博文的“借才”之議(yi)，有異曲(qu)同工之妙(miao)。
1907年，朝鮮(xian)高宗(zong)李熙趁著第二次萬國(guo)(guo)和(he)(he)平會議(yi)在(zai)荷蘭海牙(ya)舉行之(zhi)際(ji)，派遣屬下秘密潛赴海牙(ya)，向和(he)(he)平會議(yi)主席(xi)及各國(guo)(guo)代(dai)表提出高宗(zong)李熙的密書，并要(yao)求參(can)加會議(yi)，但會議(yi)議(yi)長以(yi)韓國(guo)(guo)已成為日本的保(bao)護國(guo)(guo)，沒有外交權(quan)為由，予以(yi)拒絕。
海(hai)牙(ya)密使的(de)消息傳回韓(han)國，統(tong)監伊藤博文譴責韓(han)國政府：
“漠視協約精神(shen)，敵視日本，故日本不得不向韓國宣(xuan)戰。”
最后，李熙宣布讓(rang)位，由太子純宗即位由此(ci)可(ke)(ke)見，可(ke)(ke)見“借(jie)才”一(yi)旦付諸實施就沒有回(hui)頭的機會(hui)。
1909年，日本(ben)開始積極(ji)推動(dong)“合邦”的計劃(hua)，在(zai)(zai)日本(ben)人的壓力之下，韓(han)國終于在(zai)(zai)1910年，被迫簽下了(le)合并條約，成為了(le)日本(ben)的殖民地(di)。
美(mei)國哈佛(fo)大學費正清(qing)中(zhong)國研(yan)究中(zhong)心研(yan)究員(yuan)孔祥吉也認為：
“拆穿了(le)李提摩太的西洋鏡，原來是一個赤裸裸的并吞中國的陰(yin)謀(mou)，……這(zhe)一合邦計劃幸好沒有實行，倘若付諸實施，則半(ban)封建、半(ban)殖(zhi)民地的中國無(wu)疑會成為對英美(mei)日等資(zi)本主(zhu)義國家的附屬(shu)國和殖(zhi)民地。”
戊戌政變(bian)之后(hou)，慈禧(xi)下令逮捕康有(you)為，將宋伯魯(lu)革(ge)職拿問，后(hou)又處死楊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沒有(you)提到(dao)他們有(you)賣(mai)國(guo)通敵之罪。
雷家圣(sheng)指出(chu)，由于當(dang)時英、日(ri)正在中國東北與(yu)渤(bo)海(hai)進(jin)行軍事活(huo)動，一旦公布英、日(ri)涉及合邦計劃，無異與(yu)英、日(ri)反目成仇(chou)，因此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
1894年末，譚(tan)(tan)嗣(si)同給其師歐(ou)陽(yang)中鵠寫信(xin)談及改革路徑(jing)，具體到改革經(jing)費(fei)的籌措時，譚(tan)(tan)嗣(si)同說：“試為(wei)今(jin)之(zhi)(zhi)(zhi)時勢籌之(zhi)(zhi)(zhi)，已(yi)割之(zhi)(zhi)(zhi)地不(bu)必論矣。益當盡賣新(xin)疆(jiang)于(yu)俄羅斯，盡賣西(xi)藏于(yu)英吉利，以(yi)償(chang)清二萬萬之(zhi)(zhi)(zhi)欠款。以(yi)二境(jing)方數萬里之(zhi)(zhi)(zhi)大，我之(zhi)(zhi)(zhi)力終不(bu)能守，徒(tu)為(wei)我之(zhi)(zhi)(zhi)累贅，而賣之(zhi)(zhi)(zhi)則不(bu)止值(zhi)二萬萬，仍(reng)可多取值(zhi)為(wei)變(bian)法之(zhi)(zhi)(zhi)用(yong)，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認為(wei)蒙(meng)古、新(xin)疆(jiang)、西(xi)藏、青海“毫(hao)無(wu)利于(yu)中國”，不(bu)如賣掉“供變(bian)法之(zhi)(zhi)(zhi)用(yong)”。
康(kang)有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將西藏、新疆(jiang)等地賣給列強(qiang)的想法(fa)。
據翰林院編修(xiu)夏孫桐在《書(shu)孫文正公事》中(zhong)記載，朝(chao)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you)為(wei)的新政構想“萬(wan)端(duan)并起”，經(jing)費將如(ru)何籌措；康有(you)為(wei)的回(hui)答是：
把西(xi)藏賣(mai)給英國，“可(ke)得善價(jia)供(gong)新(xin)政用”。
然而(er)康、譚其實并不(bu)懂國家之間買賣疆土(tu)是怎么回事(shi)。
在康(kang)有(you)(you)為(wei)進(jin)呈給光緒帝的(de)(de)(de)著作之(zhi)一《日(ri)本變政考(kao)》里(li)，康(kang)有(you)(you)為(wei)舉(ju)了(le)庫頁島(dao)(dao)（日(ri)本人(ren)稱(cheng)樺太島(dao)(dao)）劃俄和阿拉(la)斯加(jia)售美兩(liang)個(ge)例(li)子，來證明(ming)其(qi)賣疆(jiang)土搞變法的(de)(de)(de)理(li)念是正確的(de)(de)(de)。
然而(er)日俄(e)《樺太千島(dao)交換條約》并非(fei)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zai)“賣地”，而(er)是日俄(e)兩(liang)國的一次(ci)邊界勘定。
至于出售阿(a)拉(la)斯加，其(qi)目的并不是為(wei)了(le)賣(mai)錢來處理(li)內政，其(qi)所得亦非如(ru)康有(you)為(wei)所說，賣(mai)了(le)“金錢數萬(wan)萬(wan)（億）”（實際上僅賣(mai)了(le)720萬(wan)美元），更沒有(you)拿來“筑(zhu)鐵路(lu)、興學校、購鐵艦、增海(hai)軍”。
批評(ping)者(zhe)(zhe)指(zhi)出，康(kang)有(you)為(wei)在進呈給光(guang)緒的著作(zuo)里如(ru)此扭曲史實(shi)，或(huo)是(shi)其本就一知半解，或(huo)是(shi)刻意(yi)曲解以引誘光(guang)緒贊同賣(mai)疆土(tu)搞變(bian)法——考慮到康(kang)氏(shi)畢(bi)生(sheng)為(wei)學，如(ru)梁啟超所(suo)言，常好博求異，為(wei)證(zheng)成己(ji)論，不惜抹(mo)煞事(shi)實(shi)，曲解證(zheng)據，恐(kong)后者(zhe)(zhe)之(zhi)可能性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