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shou)入(ru)陷阱(jing)】中等收(shou)入(ru)陷阱(jing)是(shi)什么意思 中等收(shou)入(ru)國家陷阱(jing)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中(zhong)等(deng)收入陷阱”是指當一(yi)個國家(jia)的人均收入達到中(zhong)等(deng)水平后，由于(yu)不(bu)(bu)能順利實現(xian)經(jing)濟(ji)(ji)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jing)濟(ji)(ji)增長動力不(bu)(bu)足(zu)，最終出現(xian)經(jing)濟(ji)(ji)停滯的一(yi)種狀(zhuang)態。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2年我國(guo)人均國(guo)內(nei)生產總值達到61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shou)入偏上國家的(de)行列。當今世界，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像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賓、馬來西亞、南非以及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guo)(guo)家行(xing)列，但直到現(xian)在(zai)，這些(xie)國(guo)(guo)家仍然掙(zheng)扎在(zai)人均國(guo)(guo)內生產總值4000至12000美元的(de)發展階段，并且見不(bu)到增長的(de)動力和希望(wang)。截止2015年7月1日(ri)世界銀行的歸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jia)的人均(jun)GDP在(zai)4126-12735美元之間(jian)，而(er)智(zhi)利2014年人均GDP為14477美元(yuan)，智利(li)顯(xian)然已(yi)可以(yi)被(bei)認為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shi)仍然不是(shi)發(fa)達國家。

經濟學(xue)家認為擺在(zai)東(dong)(dong)亞(ya)國(guo)(guo)家面前的(de)(de)陷(xian)阱是“中(zhong)等(deng)收入(ru)(ru)陷(xian)阱”。東(dong)(dong)亞(ya)許多國(guo)(guo)家，近幾十(shi)年來(lai)飛速發(fa)展，由低收入(ru)(ru)國(guo)(guo)家步入(ru)(ru)了中(zhong)等(deng)收入(ru)(ru)國(guo)(guo)家之列。但(dan)隨之而(er)來(lai)的(de)(de)很可能就是“中(zhong)等(deng)收入(ru)(ru)陷(xian)阱”。

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美(mei)元的(de)“貧(pin)困(kun)陷(xian)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mei)元至3000美元的(de)“起飛(fei)階段”；但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fa)(fa)展(zhan)中(zhong)積(ji)聚的矛(mao)盾(dun)集中(zhong)爆(bao)發(fa)(fa)，自身體制與機(ji)制的更新進入(ru)臨界，很多發(fa)(fa)展(zhan)中(zhong)國家在這一階段(duan)由于經(jing)濟發(fa)(fa)展(zhan)自身矛(mao)盾(dun)難(nan)以克(ke)服，發(fa)(fa)展(zhan)戰略失誤或受(shou)外(wai)部沖(chong)擊(ji)，經(jing)濟增長(chang)回落或長(chang)期停滯(zhi)，陷入(ru)所謂“中(zhong)等(deng)收入(ru)陷阱”階段(duan)。

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人民論壇雜志在征求50位國內知名專家意見(jian)的(de)基(ji)礎上，列出了“中等(deng)收入陷阱”國家的(de)十個方面的(de)特征，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zhi)、民主(zhu)亂(luan)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shi)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que)、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que)失、金融體系(xi)脆弱等(deng)。

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wan)美(mei)元(yuan)。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dao)了(le)11469美元，2014年更是(shi)達(da)到(dao)了28101美元(yuan)，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從(cong)中(zhong)等收入國家跨(kua)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han)國(guo)則(ze)用(yong)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nian)人均(jun)國內生產總值為2671美元(yuan)，2014年仍只有(you)在2865美元，考(kao)慮到通貨膨脹(zhang)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還有一些國家(jia)收入水(shui)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zhong)難(nan)以縮小(xiao)與高收入國家(jia)的(de)鴻溝，如(ru)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wei)1812美元，到2014年僅達到10804美元(yuan)。阿(a)根(gen)廷則在(zai)1964年時人均(jun)國內生(sheng)產總值就(jiu)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shang)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duo)美元，而后(hou)又回升(sheng)到2014年的1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nian)人均GDP已經達到了1000美元，在當(dang)時(shi)屬于中等偏(pian)上收(shou)入國(guo)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元(yuan)，41年(nian)后仍(reng)屬于中等偏上國家(jia)。拉(la)美地(di)區還(huan)有(you)許多類似的(de)國家(jia)，雖(sui)然經(jing)(jing)過了二三(san)十年(nian)的(de)努力，幾經(jing)(jing)反復，但一直沒能跨(kua)過15000美元的發達國家的門檻。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第一、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

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后，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nian)代初石油危機后，還是(shi)維(wei)持“舉債增(zeng)長”，使進口(kou)(kou)替代戰略(lve)(lve)延續了(le)半(ban)個(ge)世紀。而馬來西亞等東(dong)南亞國(guo)家則(ze)因國(guo)內市(shi)場狹小，長期實施出口(kou)(kou)導向戰略(lve)(lve)使其過于(yu)依(yi)賴國(guo)際(ji)市(shi)場需(xu)求，極(ji)易受到外部沖擊。

第二、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

一國(guo)(guo)經濟在(zai)進入(ru)(ru)中等收(shou)入(ru)(ru)階段后，低(di)成本優勢逐步喪(sang)失，在(zai)低(di)端市(shi)場難以與(yu)(yu)低(di)收(shou)入(ru)(ru)國(guo)(guo)家競爭，但在(zai)中高端市(shi)場則由于研發能(neng)力(li)(li)(li)和(he)人力(li)(li)(li)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yu)(yu)高收(shou)入(ru)(ru)國(guo)(guo)家抗衡。在(zai)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hen)容易(yi)失去增(zeng)(zeng)長(chang)動(dong)力(li)(li)(li)而導(dao)致(zhi)經濟增(zeng)(zeng)長(chang)停滯(zhi)。要克服這一挑戰(zhan)，就需要在(zai)自主創(chuang)新和(he)人力(li)(li)(li)資本方面持續增(zeng)(zeng)加(jia)投入(ru)(ru)，培育新的競爭優勢。馬來(lai)西亞(ya)等東(dong)南亞(ya)國(guo)(guo)家在(zai)亞(ya)洲金融危(wei)機(ji)后再也(ye)沒(mei)能(neng)恢復到危(wei)機(ji)前的高增(zeng)(zeng)長(chang)，就與(yu)(yu)經濟增(zeng)(zeng)長(chang)缺(que)乏技術(shu)創(chuang)新動(dong)力(li)(li)(li)有直(zhi)接關系。

第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

公平發展不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jia)基尼系(xi)數高達0.44~0.66之(zhi)間，巴西(xi)到90年代末仍高(gao)達(da)0.64，一(yi)些國家還由于貧富懸(xuan)殊，社(she)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de)社(she)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對經濟(ji)發展(zhan)造成(cheng)嚴重影響(xiang)。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

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臺高筑，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mei)債(zhai)務(wu)危(wei)機(ji)，1994年墨西哥(ge)金融(rong)危機(ji)、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a)根(gen)廷(ting)經濟危(wei)機，都對(dui)經濟持續增長造成(cheng)嚴重沖擊。阿(a)根(gen)廷(ting)在(zai)1963~2008年的45年(nian)間出現(xian)了16年(nian)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fa)生在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間。

第五、體制變革嚴重滯后

在(zai)(zai)拉(la)美國家，體制變革受(shou)到利益集團(tuan)(tuan)羈絆(ban)，嚴重滯后于經濟(ji)發展，精(jing)英集團(tuan)(tuan)的“現(xian)代傳統(tong)主義”片面(mian)追求經濟(ji)增長(chang)和財(cai)富積累，反對在(zai)(zai)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xing)變革，或(huo)者把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di)限度(du)(du)。經濟(ji)財(cai)富過(guo)度(du)(du)集中，利益集團(tuan)(tuan)勢力強大，造成尋租、投機(ji)和腐敗(bai)現(xian)象蔓延，市(shi)場配置(zhi)資源的功能受(shou)到嚴重扭(niu)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