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shou)入(ru)(ru)陷阱(jing)(jing)】中等收(shou)入(ru)(ru)陷阱(jing)(jing)是什(shen)么意思 中等收(shou)入(ru)(ru)國家陷阱(jing)(jing)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中(zhong)等收(shou)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jia)的(de)人(ren)均收(shou)入達到(dao)中(zhong)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fang)式的(de)轉變，導(dao)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zu)，最終(zhong)出現經濟停滯的(de)一種狀態。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2年我國(guo)人均(jun)國(guo)內生產總(zong)值達(da)到6100美(mei)元，已經進入(ru)中等收入(ru)偏上國家的行列。當(dang)今世界，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像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賓、馬來西亞、南非以及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guo)家行列(lie)，但直到現在(zai)，這些國(guo)家仍(reng)然掙扎在(zai)人均國(guo)內(nei)生(sheng)產總值4000至12000美元的(de)發展(zhan)階段，并(bing)且(qie)見(jian)不到增長的(de)動力和希望。截止2015年7月1日世(shi)界(jie)銀行的歸類，中等偏上收入(ru)國家(jia)的人均GDP在4126-12735美元(yuan)之間，而智利2014年人(ren)均GDP為14477美元(yuan)，智(zhi)利(li)顯(xian)然已(yi)可以被認為進入高收入國家(jia)行列。但是(shi)仍然不是(shi)發達國家(jia)。

經(jing)濟學家(jia)(jia)認為擺在東亞國家(jia)(jia)面前的(de)陷(xian)(xian)阱(jing)(jing)是“中等收入(ru)(ru)陷(xian)(xian)阱(jing)(jing)”。東亞許多國家(jia)(jia)，近幾十年(nian)來(lai)飛速發展，由低收入(ru)(ru)國家(jia)(jia)步入(ru)(ru)了中等收入(ru)(ru)國家(jia)(jia)之列。但隨之而來(lai)的(de)很可(ke)能就是“中等收入(ru)(ru)陷(xian)(xian)阱(jing)(jing)”。

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美元的“貧(pin)困陷阱(jing)”后，很快(kuai)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de)“起(qi)飛階段”；但(dan)到人均國內生(sheng)產總值3000美(mei)元附近，快速發(fa)展(zhan)中積聚的(de)矛盾集中爆發(fa)，自身體制與機(ji)制的(de)更新(xin)進(jin)入(ru)臨界，很多發(fa)展(zhan)中國(guo)家在這一階段(duan)由于經濟發(fa)展(zhan)自身矛盾難以克服(fu)，發(fa)展(zhan)戰略失誤或受外部(bu)沖(chong)擊，經濟增長回落(luo)或長期停滯，陷(xian)入(ru)所(suo)謂“中等收入(ru)陷(xian)阱”階段(duan)。

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人民論壇雜志在征求50位國內(nei)知名專家意見的(de)基礎上，列出了“中等收(shou)入陷阱”國家的(de)十(shi)個(ge)方面的(de)特征，包(bao)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xiang)、貧富分化(hua)、腐敗多發、過度城市(shi)化(hua)、社(she)會公共服務(wu)短缺、就業困難、社(she)會動(dong)蕩(dang)、信仰缺失、金(jin)融(rong)體系(xi)脆弱等。

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wan)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guo)3000美(mei)元，1995年(nian)達到了11469美(mei)元，2014年更是達(da)到了28101美元，進入(ru)(ru)了(le)發達國(guo)家的行(xing)列。從中等收入(ru)(ru)國(guo)家跨入(ru)(ru)高收入(ru)(ru)國(guo)家，日本花(hua)了(le)大約12年時間(jian)，韓(han)國(guo)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nian)人均國內生產總(zong)值為(wei)2671美(mei)元，2014年仍只有(you)在2865美(mei)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shou)入基(ji)本(ben)沒(mei)有太(tai)大變化。還有一些(xie)國家收(shou)入水平(ping)雖然在(zai)提高(gao)(gao)，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gao)(gao)收(shou)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ya)1980年(nian)人均(jun)國(guo)內生(sheng)產總(zong)值(zhi)為1812美元，到2014年僅(jin)達到10804美元。阿根廷則在(zai)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zhi)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ji)90年(nian)代末上升到(dao)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dao)2000多(duo)美(mei)元，而后又回升(sheng)到2014年的12873美元(yuan)。墨西哥(ge)1973年人均GDP已經達(da)到(dao)了(le)1000美元(yuan)，在當時(shi)屬于中等偏上收(shou)入(ru)國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元，41年后仍屬(shu)于(yu)中等偏上國(guo)家。拉(la)美地區(qu)還有許多(duo)類似的國(guo)家，雖然經(jing)過了二三十年的努(nu)力，幾經(jing)反復，但一直沒(mei)能跨過15000美元的發(fa)達國家(jia)的門檻。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第一、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

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后，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dai)初石油危(wei)機后，還(huan)是維持“舉債增長(chang)”，使進口(kou)替代(dai)戰(zhan)略延續了半(ban)個世(shi)紀。而馬來西亞等(deng)東南亞國(guo)家則因國(guo)內市場(chang)狹小，長(chang)期實(shi)施(shi)出(chu)口(kou)導向戰(zhan)略使其(qi)過(guo)于依賴(lai)國(guo)際(ji)市場(chang)需(xu)求，極易(yi)受到外部(bu)沖擊。

第二、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

一(yi)國(guo)經(jing)濟(ji)在進入(ru)(ru)中等收入(ru)(ru)階段(duan)后，低(di)成(cheng)本(ben)(ben)優(you)勢逐步喪失(shi)，在低(di)端市(shi)場(chang)難以(yi)與低(di)收入(ru)(ru)國(guo)家(jia)競(jing)爭，但在中高端市(shi)場(chang)則(ze)由(you)于(yu)研發能力(li)和(he)人(ren)力(li)資本(ben)(ben)條件制(zhi)約，又難以(yi)與高收入(ru)(ru)國(guo)家(jia)抗衡。在這(zhe)種上(shang)下擠(ji)壓的(de)(de)環境中，很容易(yi)失(shi)去增(zeng)(zeng)(zeng)(zeng)長動(dong)力(li)而導致經(jing)濟(ji)增(zeng)(zeng)(zeng)(zeng)長停(ting)滯。要(yao)克服這(zhe)一(yi)挑戰，就需要(yao)在自主創新和(he)人(ren)力(li)資本(ben)(ben)方面持續增(zeng)(zeng)(zeng)(zeng)加投入(ru)(ru)，培育新的(de)(de)競(jing)爭優(you)勢。馬來(lai)西亞(ya)等東南亞(ya)國(guo)家(jia)在亞(ya)洲(zhou)金(jin)融危機后再也沒能恢復到危機前的(de)(de)高增(zeng)(zeng)(zeng)(zeng)長，就與經(jing)濟(ji)增(zeng)(zeng)(zeng)(zeng)長缺(que)乏技術創新動(dong)力(li)有直接關系。

第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

公平發展不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20世(shi)紀70年代，拉美(mei)國家基尼系(xi)數高達0.44~0.66之間，巴(ba)西到(dao)90年代(dai)末仍高達0.64，一些國家還由于貧富懸殊，社(she)會嚴(yan)重分化，引發(fa)激烈的社(she)會動(dong)蕩，甚至(zhi)政權更迭，對經濟發(fa)展造(zao)成嚴(yan)重影響(xiang)。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

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臺高筑，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xi)貨(huo)幣危機、2002年阿根廷(ting)經(jing)濟危機，都(dou)對經(jing)濟持續增(zeng)長造(zao)成嚴重沖擊(ji)。阿根廷(ting)在1963~2008年的45年(nian)間出現了(le)16年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sheng)在上世(shi)紀80年代債務(wu)危機(ji)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間。

第五、體制變革嚴重滯后

在拉美國(guo)家，體制(zhi)變(bian)革(ge)受到(dao)利益集(ji)團羈絆，嚴重滯后于經濟(ji)發(fa)展，精英集(ji)團的“現代傳(chuan)統主義”片(pian)面追求(qiu)經濟(ji)增長(chang)和財富積(ji)累(lei)，反(fan)對在社會結構(gou)、價(jia)值觀念和權(quan)力分配等(deng)領域進行變(bian)革(ge)，或者把這種(zhong)變(bian)革(ge)減少到(dao)最低限度(du)。經濟(ji)財富過度(du)集(ji)中，利益集(ji)團勢力強大(da)，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bai)現象蔓延，市場(chang)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dao)嚴重扭(niu)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