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zhong)等(deng)收入陷(xian)阱】中(zhong)等(deng)收入陷(xian)阱是(shi)什么意思 中(zhong)等(deng)收入國家陷(xian)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中(zhong)(zhong)等收(shou)入(ru)(ru)陷阱”是指當一(yi)個國家的(de)人均收(shou)入(ru)(ru)達到中(zhong)(zhong)等水平后，由(you)于不(bu)能順利實現(xian)經濟(ji)發展(zhan)方式的(de)轉變(bian)，導致經濟(ji)增長動力不(bu)足，最終出(chu)現(xian)經濟(ji)停滯的(de)一(yi)種狀態(tai)。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2年我國人均(jun)國內生(sheng)產(chan)總值達到(dao)6100美元，已(yi)經進入中(zhong)等(deng)收入偏上國家的(de)行列(lie)。當今(jin)世界，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像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賓、馬來西亞、南非以及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guo)家行列，但直到現在，這些國(guo)家仍然掙扎在人均國(guo)內生產總值4000至(zhi)12000美元的發展(zhan)階(jie)段，并(bing)且見不到(dao)增長的動力和希望(wang)。截止2015年7月1日(ri)世界銀行的(de)歸類，中等偏(pian)上收入國家的(de)人均GDP在4126-12735美元之間，而智利2014年人均GDP為14477美元，智(zhi)利顯然已(yi)可以被認為進入高收(shou)入國(guo)家行(xing)列(lie)。但是仍然不(bu)是發達國(guo)家。

經濟(ji)學家(jia)(jia)(jia)認為擺在東(dong)(dong)亞(ya)國(guo)(guo)家(jia)(jia)(jia)面前(qian)的陷阱是“中等(deng)(deng)收(shou)(shou)入(ru)(ru)陷阱”。東(dong)(dong)亞(ya)許多國(guo)(guo)家(jia)(jia)(jia)，近幾十年來飛速發(fa)展，由低收(shou)(shou)入(ru)(ru)國(guo)(guo)家(jia)(jia)(jia)步入(ru)(ru)了中等(deng)(deng)收(shou)(shou)入(ru)(ru)國(guo)(guo)家(jia)(jia)(jia)之(zhi)列。但隨(sui)之(zhi)而來的很可能就是“中等(deng)(deng)收(shou)(shou)入(ru)(ru)陷阱”。

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hou)，很(hen)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yuan)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附近(jin)，快速發展(zhan)(zhan)(zhan)中(zhong)(zhong)積聚的(de)矛盾集(ji)中(zhong)(zhong)爆(bao)發，自身(shen)體(ti)制(zhi)與機制(zhi)的(de)更新進入臨界，很(hen)多(duo)發展(zhan)(zhan)(zhan)中(zhong)(zhong)國家在這(zhe)一階段(duan)(duan)由于(yu)經(jing)濟(ji)發展(zhan)(zhan)(zhan)自身(shen)矛盾難以克服，發展(zhan)(zhan)(zhan)戰(zhan)略失誤或受外(wai)部沖擊，經(jing)濟(ji)增長回(hui)落或長期(qi)停(ting)滯，陷入所謂“中(zhong)(zhong)等(deng)收入陷阱”階段(duan)(duan)。

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人民論壇雜志在征求50位國內知名專(zhuan)家意(yi)見(jian)的基礎上(shang)，列出(chu)了“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方面的特征，包括經濟(ji)增(zeng)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fu)分(fen)化(hua)、腐敗(bai)多發、過(guo)度城市(shi)化(hua)、社(she)會(hui)(hui)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she)會(hui)(hui)動蕩、信(xin)仰(yang)缺失、金(jin)融(rong)體系脆弱等。

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chao)過3000美元，1995年(nian)達到了11469美(mei)元，2014年更是(shi)達(da)到了28101美(mei)元，進入(ru)了發達國(guo)家的行列。從中等(deng)收入(ru)國(guo)家跨入(ru)高收入(ru)國(guo)家，日本(ben)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ze)用了8年(nian)。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內(nei)生產總值為2671美元(yuan)，2014年(nian)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慮(lv)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ru)基(ji)本沒有太大變化。還有一些國(guo)家收入(ru)水(shui)平雖然在(zai)提(ti)高(gao)，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gao)收入(ru)國(guo)家的(de)鴻溝(gou)，如(ru)馬來西(xi)亞(ya)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wei)1812美元(yuan)，到2014年僅達到10804美元。阿根廷則(ze)在(zai)1964年時人(ren)均國內生(sheng)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dai)末(mo)上升到了8000多(duo)美(mei)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yuan)，而(er)后又回升(sheng)到2014年(nian)的12873美(mei)元(yuan)。墨西哥1973年人均GDP已(yi)經達到了1000美元，在(zai)當時屬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元(yuan)，41年(nian)后仍屬于中等(deng)偏(pian)上國家。拉美地區還有許(xu)多類似的國家，雖然(ran)經過了二三(san)十年(nian)的努力(li)，幾經反(fan)復，但一直沒能跨過15000美元的(de)發達國(guo)家的(de)門(men)檻。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第一、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

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后，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nian)代初石油危機后，還是(shi)維持“舉債增長”，使進口替代戰略延續(xu)了(le)半個世紀。而馬(ma)來西亞等東南亞國(guo)家則因國(guo)內市場(chang)狹小，長期實(shi)施出口導向(xiang)戰略使其過(guo)于(yu)依賴國(guo)際(ji)市場(chang)需求，極易受(shou)到外部(bu)沖擊。

第二、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

一國(guo)經(jing)濟在進入(ru)(ru)中(zhong)等收入(ru)(ru)階段(duan)后，低成本(ben)(ben)優勢(shi)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chang)難以(yi)(yi)與低收入(ru)(ru)國(guo)家(jia)競(jing)爭，但在中(zhong)高端市場(chang)則由于研發能(neng)力(li)和人(ren)力(li)資(zi)本(ben)(ben)條(tiao)件制(zhi)約，又難以(yi)(yi)與高收入(ru)(ru)國(guo)家(jia)抗(kang)衡。在這(zhe)種(zhong)上(shang)下擠壓的(de)環境中(zhong)，很(hen)容易失去增(zeng)(zeng)長(chang)動(dong)力(li)而導致(zhi)經(jing)濟增(zeng)(zeng)長(chang)停滯。要(yao)克服這(zhe)一挑戰，就需要(yao)在自(zi)主(zhu)創(chuang)新和人(ren)力(li)資(zi)本(ben)(ben)方面持續增(zeng)(zeng)加投入(ru)(ru)，培(pei)育新的(de)競(jing)爭優勢(shi)。馬(ma)來西亞等東南亞國(guo)家(jia)在亞洲(zhou)金融危機后再(zai)也沒能(neng)恢(hui)復(fu)到危機前的(de)高增(zeng)(zeng)長(chang)，就與經(jing)濟增(zeng)(zeng)長(chang)缺乏技(ji)術創(chuang)新動(dong)力(li)有直接關系。

第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

公平發展不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20世紀70年代(dai)，拉(la)美國家基(ji)尼系數高(gao)達0.44~0.66之(zhi)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一些國(guo)家還(huan)由(you)于貧富懸(xuan)殊，社(she)會嚴(yan)(yan)重分(fen)化(hua)，引(yin)發激(ji)烈的社(she)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對(dui)經濟(ji)發展造(zao)成嚴(yan)(yan)重影響。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

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臺高筑，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zhai)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ji)、1999年(nian)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a)根廷(ting)經濟(ji)危機，都對(dui)經濟(ji)持續增長造成嚴重沖擊。阿(a)根廷(ting)在1963~2008年的45年間(jian)出(chu)現了16年負(fu)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在(zai)上(shang)世(shi)紀80年代債(zhai)務危機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間。

第五、體制變革嚴重滯后

在拉美(mei)國家(jia)，體制變革(ge)受到利(li)(li)益集團(tuan)(tuan)羈絆，嚴重滯(zhi)后于經(jing)濟(ji)發展，精英(ying)集團(tuan)(tuan)的“現(xian)代傳統(tong)主義”片面追求經(jing)濟(ji)增長和(he)財(cai)富積累，反對(dui)在社(she)會(hui)結構、價值觀念(nian)和(he)權力分配(pei)等領域(yu)進行(xing)變革(ge)，或者把(ba)這種變革(ge)減少到最低限度。經(jing)濟(ji)財(cai)富過度集中，利(li)(li)益集團(tuan)(tuan)勢(shi)力強大，造成尋租、投機和(he)腐(fu)敗現(xian)象蔓(man)延，市(shi)場配(pei)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