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醜鉞，又稱亞丑鉞，商代青銅鉞，1965年青州蘇埠屯1號商墓出土，現藏山東省博物館。亞丑鉞通長32.7厘米，刃寬34.5厘米，為方內，雙穿，兩肩有棱，器身透雕人面紋，人面五官微突出，雙目圓睜，嘴角上揚，口中露出城墻垛口似的牙齒，極富威嚴。因其口部兩側對稱地銘有“亞醜”二字，故得名“亞醜鉞”，是薄姑氏部族古老文明的珍貴遺留，青銅器中的瑰寶，也是殷商末期青銅鉞的典型代表。亞丑鉞出土于1號大墓的墓道內，與其同時出土的還有另外一件大鉞，與亞丑鉞形制基本相同，由于這兩件鉞從造型到體量都是難得一見的珍品，出土后不久，第二件即被調往北京，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亞丑鉞則留在了山東博物館，成為了山東博物館鎮館之寶。

蛋殼黑陶杯，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陶器，1960年山東省濰坊市姚官莊遺址出土，國寶級文物，現藏于山東博物館。蛋殼黑陶杯通高17厘米、口徑11.7厘米，整器為兩部分套合，杯身作寬沿，直壁圜底，下承圓筒狀且兩端外侈的杯柄，上飾平行凹弦紋數周。此杯制作工藝復雜，器型規整勻稱，薄脆如蛋殼，保存完整，實屬罕見，是山東新石器時代考古最重要的發現之一，也是典型龍山文化的特征性器物，代表了中國遠古時期制陶工藝的最高水平，在世界范圍內也是絕無僅有的，被世界各國考古界譽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頌簋，西周時期的盛食器，原劉喜海的舊藏，現藏于山東博物館，為山東博物館鎮館之寶。此器通高30.1厘米，口徑24.2厘米，重13.2千克，圓蓋圓腹，子母口，蓋頂部有圓形捉手；雙耳作獸首形，有珥；口沿上下各飾一周竊曲紋，器腹與蓋的上部飾瓦紋，圈足飾垂鱗紋。器身和蓋上均鑄有銘文，蓋器銘文相同，為對銘，均為15行152字，記錄了“頌”受天子冊命的過程。此器造型莊重，鑄工精良，紋飾瑰麗，銘文秀美，與頌壺、頌鼎并稱“三頌”，是西周時期的重要銅器，也是山東博物館現存銘文字最多的西周青銅器，更是研究西周社會歷史重要的文字資料。

山東博物館鎮館之寶有哪些？在買購網小編看來，紅陶獸形壺絕對榜上有名。紅陶獸形壺，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陶器，1959年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出土，國寶級文物，現藏于山東省博物館。紅陶獸形壺高21.6厘米，夾砂紅陶，通體磨光，遍施紅色陶衣，光潤亮澤。器型呈豬形，圓面聳耳，拱鼻，張口，耳穿小孔，四肢粗壯，短尾上翹，背裝弧形提手，尾根部一筒形注水口，嘴可往外倒水，腹部鼓起加大了容積，四足立起可供加熱，使用方便。此壺造型生動自然，仿生陶器的紅陶獸形器，在新石器時代發現的陶器中較為罕見，集實用與藝術于一身，不僅是五千年前難得的一件藝術珍品，也是山東大汶口文化獨特的代表器物。

魯荒王九旒冕，1971年山東省濟寧市鄒縣（今鄒城市）尚寨村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現藏于山東博物館，為山東博物館國寶級文物。旒冕，是帝王的禮帽，只有皇帝、太子、封王才能佩戴。魯王朱檀的這件九旒冕通高18厘米、長49.4厘米、寬30厘米，冕體為西竹絲編織成六邊形的網格狀冠胎，表面敷羅絹黑漆（多已脫落），鑲以金圈、金邊；冠的兩側有梅花金穿，貫一金簪。冕的頂部有“綖板”，板前后系垂旒，前后共垂9道旒，每道上9顆五彩玉珠，共用珠162顆，這和魯荒王朱檀親王的身份正相應。此件九旒冕是我國存世的唯一一件明初親王冕冠實物，也是目前國內保存最早的唯一完整的冕實物，可以說填補了歷史文物的空缺，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和研究價值。

西漢兵法竹簡，1972年山東省臨沂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現藏于山東博物館。這套兵法竹簡包含《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簡文書體為早期隸書，寫于公元前140～前118年（西漢文景時期至武帝初期）。《孫子兵法》也稱《吳孫子》，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軍事著作，被譽為“兵學圣典”。《孫臏兵法》，也稱《齊孫子》，中國軍事著作。此次失傳1700多年的《孫臏兵法》與《孫子兵法》同時出土，解開了歷史上關于孫子和孫臏其人其書有無的千古之謎，被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30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并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21世紀初，評為“中國20世紀（100年）100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

魯國大玉璧，戰國時期玉璧，1977年出土于山東省濟寧曲阜市魯國故城遺址，為山東博物館國寶級文物。玉璧在古代社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中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殮葬，這件魯國大玉璧即為殮葬玉璧。此玉璧扁平體，正圓形，外徑32.8厘米，孔徑11.6厘米，厚0.6厘米；呈碧綠色，玉質晶瑩溫潤，半透明，油脂光澤。玉璧兩面有相同的紋飾，璧面紋飾分為內、中、外三層，內外兩層陰線刻有合首雙身的龍紋，中間層密布排列均勻的淺浮雕谷紋。此玉璧器形較大，紋飾繁縟精美，線條流暢，工藝純熟，為國內發現的戰國玉璧中形制最大的一件，也是迄今所見多層紋飾玉璧的最早遺物，屬戰國時期玉璧中的精品，在玉璧發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東平漢墓壁畫，東漢時期墓葬壁畫，2007年山東省泰安市東平縣漢墓出土，現藏于山東博物館，為山東博物館十大館藏之一。此壁畫出土于東平漢墓，墓葬內壁畫內容豐富，布局勻稱合理。其所繪內容有敬獻、謁見、斗雞、宴飲、舞蹈等場面，各類人物形象多達48人。該壁畫色彩艷麗，造型比例勻稱，線條簡練流暢，刻畫細膩精美，形態生動逼真，反映出漢代畫匠高超的藝術水準和繪畫技巧，是山東迄今發現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內容最豐富、藝術水平最高的漢代壁畫，填補了山東地區漢代壁畫墓的空白，對于漢代喪葬制度、民間生活習俗、中國繪畫史等方面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也是中國早期繪畫作品中的精品之作，在全國也極為罕見。

文甲骨指刻在龜甲或獸骨之上的文字，它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中國目前已知最早的成體系文字，被稱為中國漢字的起源。山東博物館藏甲骨數量達1.05萬余件，其中甲骨一級品達到1032件，其藏量之大、內容之豐、研究價值之高，在全國甲骨收藏單位中皆位居前列，主要來源自羅振玉、孫文瀾、王惠堂、加拿大人明義士、德國人柏根氏等著名收藏家的舊藏。所收甲骨一至五期均有，內容豐富，涉及殷商政治制度、王室結構、社會生活、經濟生產、方國地理、軍事戰爭、宗教祭祀、文化禮制等方方面面，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史料價值和學術史研究價值，彌足珍貴。

《雙松圖軸》是清代著名畫家鄭燮作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畫作，1954年入藏山東博物館，現為山東博物館鎮館之寶。此圖縱201厘米，橫101厘米，紙本墨筆，是鄭板橋中進士第一年送給好友肅翁的作品，圖中一遠一近兩棵松樹意寓同學品格高潔，樹下有幾桿修竹，怪石蘭草，更是板橋擅長之筆。畫作中的題詩也充分反映了鄭燮對于好友肅翁質樸的情誼。該作品書法繪畫俱佳，保存品相極好，實屬鄭氏平生精心之作、得意之作，是板橋難得一見的珍貴作品。

“天風海濤”琴，1971年山東省濟寧市鄒縣（今鄒城市）尚寨村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現藏于山東博物館。此琴為仲尼式，身長121厘米，琴頭高7.9厘米，肩寬19.5厘米，尾寬13厘米。琴面以桐木斫成，底為梓木，琴身通體髹黑漆,七弦缺失,琴面岳山支撐琴弦處分嵌七塊玉片，琴身嵌有十三金徽。琴面布滿蛇跗斷紋。龍池上方、琴頸處刻有篆書“天風海濤”四字，寓意琴聲雄渾厚重、大氣磅礴。目前傳世古琴中，唐琴遺存數量極少、極為珍奇。此琴是唐代著名制琴大師雷威所制，是唐琴的上乘之作，也是現存古琴中唯一形制完備的七弦琴，彌足珍貴。

衍圣公是孔子嫡派后裔的世襲封號，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是享有特權的大貴族。明代衍圣公的品級為二品，但在朝廷會班時，往往位列文臣之首。明衍圣公朝服正是明代文武百官在最重要的儀式場合上穿著的朝服。明代禮服傳世品極少，而孔府舊藏的這套朝服，包括梁冠、赤羅衣、赤羅裳、中單、玉革帶、象牙笏板、夫子履等，組成了一套完整且等級較高的用于大型朝會典禮的服飾，是可見的時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全套朝服傳世實物，，對歷史的可考價值尤為珍貴，世間罕有，為國寶級文物，現藏于山東博物館。

蟬冠菩薩像是一座建造于東魏至北齊時期的石制佛像，1976年山東省濱州市博興縣龍華寺遺址出土，后流失海外，2008年入藏山東博物館。這件菩薩像通高120.5厘米，外形精美，頭后有巨大圓形頭光，戴高冠，嘴角微翹，面含笑意；上身穿袒右衣，雙肩覆搭披帛，帛帶于胸前打結后分向兩側，下垂至小腿側再向上折，最后各自繞兩手肘下垂，兩肘外側下垂的帛帶已殘缺；下身穿著長裙，裙袂處分布密集皺褶。菩薩身軀修長，衣服稍薄而貼體，衣褶密而不厚，整個形體已顯輕靈之意，而無北魏時期厚重之感，是一尊典型的東魏時期作品。這種佛教蟬冠，即使在世界范圍內也十分罕見，因此彌足珍貴。

麃孝禹碑，又稱“麃孝禹刻石”和“河平刻石”等，是刊刻于西漢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一方碑刻，無撰書人姓名，屬隸書書法作品，現藏于山東省博物館。此碑高147厘米，寬45厘米，圓形碑首，上刻粗花紋屋形，下有兩鳥相對，左為鶴，右己泐，均陰刻。碑文隸書，2行15字，有界欄。該碑風格遒勁蒼古，可為古隸代表，是目前我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漢碑的實物，為國寶級文物。

八角星紋彩陶豆，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陶器，1978年山東省泰安市大汶口遺址出土，現藏于山東博物館。此彩陶豆通高28.4厘米，口徑26厘米，足徑14.5厘米，斂口侈沿，深盤圓底，下有喇叭形高把，造型勻稱、深厚、穩重。器皿的主體裝飾是紅褐色陶衣上描繪的六組白彩八角星紋。該陶器紋飾構圖對稱，色彩對比強烈，是新石器時代先民留下的工藝美術佳作，在紋樣構圖和施彩作畫方面集中體現了大汶口文化彩陶藝術的較高水平，堪稱我國彩陶藝術珍品。

徐敏行墓壁畫，隋代年間創作的壁畫，1976年山東省濟寧市嘉祥縣英山徐敏行夫婦墓出土，現藏于山東博物館。此壁畫繪在墓室四壁與門洞內外，墓室后壁為墓主人夫婦坐帳內飲宴，帳前列樂舞，穹頂繪天象圖；墓室北壁繪《徐侍郎夫婦宴享行樂圖》；西壁畫《備騎出行圖》，上方殘存白虎的部分軀體；東壁畫《徐侍郎夫人出游圖》，上方殘存青龍軀體。此壁畫著色以重彩為主，個別處兼施淡彩，是最早發現的隋代墓室壁畫。隋代墓室壁畫在此前從未發現，此壁畫的發現填補了這一空白，代表了隋代繪畫的較高成就，對研究隋代習俗及繪畫有重要意義。